上个世纪50年代的小学岁月是什么样子？初小、完小，报名没有户口本，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七八上十岁，老师被打成右派，54年的大洪水，大跃进冲击下的小学生活，最后的街头说书人……等等，该文向你述说了一个现代人十分陌生的小学生的当年记忆。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镜象，清新的笔触令人回味无穷。

胡耀国

1953年，6岁的我开始上学读书了。小学6年，我先后读过3所学校。3所学校都是在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小镇上。说起来，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经历。

十字街初小

我最先就读的这所学校叫十字街初级小学（简称十字街初小）。是在广济县（现在的武穴市）梅川镇十字街一个名叫蔡家祠堂的大屋里办起来的。学校只有几间大而空的房子，桌椅板凳靠同学们从各自家中带来。老百姓习惯称它为蔡家祠堂小学。所谓初小，只有一到四年级。有六个年级的称为完小（完全小学）。这是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名词。当时的梅川镇还是广济县的县城，所以梅川镇又叫城关镇。全镇有正街、北街、西街、文家街、十字街五条街道。除有一所梅川小学是完小外，另外还设有十来所初小。

我清楚地记得上学报名的那一幕。(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org.cn )

报名当天，街坊一个大我上十岁的大哥哥胡伯云带我去学校。那时报名没有户口本。我虽然刚满6岁，由于瘦小，看上去和5岁的孩子差不多。路上他交待我：“要说自己有七岁，问你为什么这么矮小，就说是不肯长（鄂东方言：意即个子长得慢）”。

到学校一看，报名的大孩子占了一多半。原来，新中国建立的头几年，许多解放前没有条件读书而又超龄的穷人家孩子，纷纷拥入学校。而1953年是还未上学的超龄孩子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因而在报名现场，与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比，年龄小加之个头又矮的我，就显得特别的另类。

轮到我了，不等老师开口我就抢着说：“老师，我七岁了，我不肯长，我要报名上学”。使得在场的人们轰堂大笑，老师也笑了。在简单问了家住哪里、家里几口人等问题后，胡伯云说：“老师，他认识好多字，你考考他”。老师接着开始考我的识字能力，没想到我的识字水平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入学前就认识不少字这在我们那个小镇当时还算是比较稀罕的事。

于是，我没有读一年级，直接插班读二年级。我之所以上学前就认识不少字，是因为五十年代初，新政权刚建立，家里先后住过几批到地方执行任务的解放军。1952年，5岁的我跟着解放军战士认识了不少方块字。

蔡家祠堂小学有几个年级几个班我已没有印象。但有些事情我至今还能清楚的记得。上学的头几天，第一次上听写课。老师报一个字，我就写一个字，写得飞快。当时因为个子小，我是跪在长条凳上写字的。每写完一个字，我就伸直腰说“好了”、“我写完了”！由于这种得意干扰了课堂秩序，老师说：“这位同学不要骄傲！”听得我一脸茫然。下课后，我问别的同学，“什么是骄傲？”这个有趣的历史镜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又如，由于一个班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我们街坊一个大我七、八岁名叫程翠英的女同学经常邀我一起做作业。有一回碰巧我在家里用木盆洗澡，见她进来我不好意思，赶忙背过去洗。她却象没事人一样，坐在旁边一边催促一边等着我。还有两个年纪大的女同学，读完初小就不读了。到我们初中毕业时，她们都结婚生子了。

过了一两年，梅川镇部分初小撤销或合併，我被并到了公园小学。

公园小学

公园小学处于梅川镇地势最高的一座不大的山丘上，小镇的居民就直接称呼其公园，不象大城市的公园，前面还有冠名。这座公园没有围墙，也没有多少花草。何人何时所建都不得而知。到我们去读书时，颓败得只有一排陈旧的平房和可用作操场的一片空地。到后来我们迁走时才知道这也是一所临时学校。但公园最为人乐道的还是一对千年古树。树干很粗，得好几个大人牵手才能合抱得过来。树冠很大，一棵树遮的树荫不止一个篮球场大小。民间传说这是一对龙角树，让我们这帮孩子们对它产生不少敬畏之心。

在公园小学读书，我有几件难忘的记忆。一个是就因为我个子太小，刚合并过去时老师要我再读一个三年级。征求家长意见时，我的父母亲竟然也同意了。不是因为成绩差（我的成绩很好）而留级，这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再个是1957年反右时，一个老师被打成右派。由于他不带我们班的课，我们不熟悉。但听有的同学说这个老师上课很严厉，大家都怕他。于是，觉得他被打成右派是理所当然的了。还有一件事也让我终身难忘。大概是四年级时，有一天，班主任交给我一个任务：记下班上不守课堂纪律的同学名字。于是，我整堂课都在东张西望。几节课下来，全班同学几乎都上了我的“黑名单”。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我成了众矢之的──由于不断地去监视别人，我成了全班最不守课堂纪律的人。

我从三年级就开始大量阅读旧体小说，这得益于我有一个特殊的条件。我家住在梅川镇桑梓园街。大概不到一里长的街道，一头成丁字形与十字街连接，那一头走出去就是乡下了。街坊中既有城镇居民，也有附近种田的农户。在这种城乡结合部，整条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小商铺。如做蜡烛蚊香的蜡烛铺、磨面粉压面条的磨坊、炸油条的小吃店等。我父亲则在靠近乡下这一头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为了给顾客包装小商品，父亲需要不时收购一些旧书报杂志。在这些旧书刋中经常能淘到我喜欢的各种读物。如《今古贤文》、《百家姓》、王羲之的《四体千字文》以及一些旧小说。我曾用俗称“竹纸”的一种很簿的白纸描摹正草隶篆四体千字文。然而最愛的还是看旧小说，其中尤其是酷爱武侠小说。到小学毕业前夕，除四大古典名著外，我把当时能找到或买到的旧体小说如《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又名《七子十三生》）、《隋唐演义》、《薛刚反唐》、《罗通扫北》、《包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济公传》、《平妖传》……等等都看了个遍。以至小学毕业后我再也不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我就一本都未看。

最后的街头说书人

当时爱看武侠小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年，我知道了在我们上学的路上，一个叫东门头的地方有一个露天书场。每年的夏季，一到晚上就有一个说书人在那儿说书。自从听了一次他的说书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打那开始，每天晩上去听说书就成了我的固定“节目”。

为了能早点去占一个好位置，晚饭总是急急地催促母亲。然后和我的邻居小伙伴李孝生带上小板凳，走两里多路去享受精神盛宴！

东门头位于梅川古镇出东门的仁寿桥边。蜿蜒而来的梅川河从桥下缓缓流过，这里紧邻东门正街商铺。白天是城关商贾聚散的中心，十分繁华。入夜，路灯也是全镇最明亮的地方。加之岸边场地开阔，真是一个天然的绝好书场。

说书人身穿长衫，手拿折纸扇，年纪五十开外。清癯的面容棱角分明，眼光炯炯有神，下巴微微前翘，嘴唇上一抺生动的胡须。身前一张长条桌，桌上一块惊堂木和一个搪瓷茶杯。他那时而急切、时而缓和，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声调，加上他那恰到好处的身手姿势和极为丰富的面部表情，还有他不时响起的惊堂木，将我们带领到其渲染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场景中。记得有一回，当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一个情节时，只见他怒拍惊堂木，身体前倾，情不自禁地将桌子推翻。刹时全场惊呼。而他仍旧一边继续讲述，一边从容不迫地将小桌收起。大家跟着他时而紧张、时而舒缓，高兴、悲伤、叹息、开怀，令人如痴如醉。

这种露天书场小孩子家是不用付费的，大人们也完全是靠自觉。有的一来就主动将钱放到桌子下方地上的一个小铁筒里，有的是中场休息时过来交钱。多少不拘。说书人从来都不去催促别人。

说书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初中阶段，我也曾学着在夏夜乘凉时给街坊上的小伙伴们讲故事。以至有时白天看几个章节，晚上“现买现卖”。后来我还经常想到，虽然我大学学的是理工科，但我较好的文科功底，或许就有他对我儿时的影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文艺界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那时我已在武穴读高中。解放前就素有“小汉口”之称的武穴，五十年代中期就成为了广济县的县城。广济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在鄂东数县长期独占鳌头。县府所在地的武穴镇更是万商云集，空前繁华。有一次听人说，那位说书老人先是到县城来汇演，后来在参加黄冈地区和省城调演时，被评为湖北省优秀评书艺人。消息传来，我高兴地说，他被评上，的确是名至实归。然而，随后不久的文革那场劫难他能挺得过来么？如今又过去了半个世纪，可惜我把他的名字早忘却了。

七十年代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

当时我还在吉林工作。每当刘兰芳的评书开播时，东北的各大城市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都在家守候在收音机旁。据公检法的人说，这个期间社会犯罪率都比其它时段要低。在听评书《杨家将》时，我常常想起儿时的那位说书人，他的生动形象历历在目。我有时也在脑海里想象着刘兰芳说书时的样子，但总是想不出个所以然。若干年后电视普及了，方才看到电视上的刘兰芳。但是广播电视上的评书节目再受欢迎，心中总还是有些遗憾。这些广播电视上的评书艺人与我当年面对面的街头说书人相比，还是后者亲切实在。然而，在科技发达、电视普及的今天，这种场景或许永远不会再有了。难道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代价吗？我自认为我还不是思想僵化的守旧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如今的人们各自守候在家中，只是一家人甚至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或电脑，同虚拟世界的人和物进行着所谓的交流。与那个远去的社会人群面对面的交流和融合相比，孰优孰劣，幸与不幸，谁能告诉我？每念及此，我总不免惆怅地怀念：

──永远逝去的露天书场，最后的街头说书人！

梅川河的洪水

上学的第二年，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1954年大洪水。

发源于大别山的梅川河，在我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记忆。当年的梅川河穿城而过，宛如一条玉带，缠绕在古镇这个秀逸少女的腰间。

枯水期，孩子们都喜欢挽起裤脚，淌到流水没至脚踝的河中央打水仗。有的则搬弄纯洁干净细密的白河沙，在上面写字画画或做着各种游戏。河边的居民经常来沙滩用木瓢只需十几下就挖一个坑，然后将渗出的清清泉水挑回家去做饭。记得有一回，我们几个小家伙结伴而行，时而在清澈见底的河中央逆流而上，寻找好看的鹅卵石，时而在沙滩上你追我赶，打斗嘻闹。不知不觉中已经远离小镇。等发觉时，已上行了七八里地。我们还从来没有走出这么远过。年纪小的孩子开始心慌。大一些的孩子一边安慰我们，一边也有些着急。有的孩子说上岸找大路回去要近些，有的说还是沿河滩往回走可靠。正在争论不休时，一个孩子的家长追踪寻来了，大家顿时欢呼起来。那位家长本来是要暴打一顿他的孩子，在众多伙伴的求情下，满腹怒火最终也就烟消云散了。于是，在大人的带领下，我们象远征凯旋的战士一样，沿着大路又唱又跳地回到小镇。

丰水期的梅川河往年也还驯服。最大水时我们还能在仁寿桥上往来行走。但是，1954年不同了。从当年的4月起，开始是阴雨连绵，继而是暴雨不断。这年的5月中旬，学校就提前放假了。记得当时我成天坐在家里，望着门外不停歇的暴雨，想着刚从一本旧小说上抄下的一篇《苦雨词》：“雨儿，雨儿，下得好没挞煞。又不要你插秧，又不用你浇花；又不等你洗脸，又不消你煎茶。急忙忙不住点，为着甚么？檐前溜，紧一番，慢一番，细一番，大一番，聒得人耳朵里害怕，心儿里愁绪如麻。把个活动动的人儿，都困做了笼中之鸟。就是跨下个日行千里的马儿，也讨不得出脚。日宫天子，你在何处闲耍。恨风伯偏不起阵厉害的风儿刮刮。雨师呵，你费尽心力，有甚奢遮，只落些儿咒骂。索性你下个无了无休，我倒也无说话。只怕连你也有厌烦的时节，这些浓浓淡淡的云儿，少不得收拾还家。劝你雨师呵，何不早一刻收拾了吧。”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苦雨词》就好象是专为这些时的大雨写的，真是“紧一番，慢一番，细一番，大一番”地下到了七月底。终于有一天，梅川河水暴涨，仁寿桥垮塌了，梅川镇一片汪洋。我家所在的桑梓园在梅川中学旁边，地势较高，虽然没有受淹，但政府安排的灾民都拥到中学和我们街区。我清楚地记得，当洪水淹到梅川中学门前不远的地方时，文家街只能看到房顶和屋脊，十字街的大半条街已经成为泽国。上游不时有浊浪裹挟的门框、木盆水桶等杂物从眼前飘过。也有个别胆大而又水性好的男子跳到水中打捞浮财。我们这边的大人小孩有的打着油纸雨伞，有的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站在小山坡上观望。孩子们大呼小叫，大人们忧心忡忡。老人们个个都说，“活了这么一把年纪，还没有看到这么大的水。”至于后来是如何渡过这场灾难的，我的记忆已不甚了了了。

到了1958年，全国到处大兴水利。横岗山脚下也修起了梅川水库。梅川水库建成之日，也是梅川河萎缩之时。沿河的滩涂一点点地被两岸百姓侵占。那时的小镇也没有城镇规划意识，穿过小镇的这段近一公里长、几十乃至上百米宽的河面任由两边的居民乱搭乱盖。没有几年，河滩没有了，河水渐渐变绿发臭。最后只剩下一条时断时续有水流过，被称之为渠道的一米多宽的臭水沟。

美丽的梅川河死了。

梅川小学

1957年底，我们公园小学全部合并到梅川小学。这是一所教学、体育设施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历史悠久的全日制小学。在这所学校虽然不到两年，但留给我的深刻印记不少。

大约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黄梅戏《天仙配》，57年上半年才到我们小镇。那个时候新的影片从北京传到小县城要有大半年乃至一年多的时间，热门电影时间还要长些。一部影片一个省没有几部拷贝。一般都是省会城市放映几个月甚至半年，然后到省会以下的大中城市轮流放映。最后才到县里。等一部电影轮到县城时，往往新片已成旧片。有的甚至放映中途经常断片。这个时候，放影员开亮电灯，熟练地检查、接片，观众也都是见怪不怪地耐心等待。一部电影放映中途断一两次是常态。能从头到尾顺利地看完一部电影，反倒是难得的事情。《天仙配》的到来，无疑成了小镇的盛大节日。因为我们县与黄梅县是紧邻，虽然是安徽省演出拍摄的电影，但市民们都把它视同自己的节目。一时间，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哼唱的黄梅戏小调。

而我们公园小学合并到梅川小学后第一次看到的文艺演出就是六年级女同学演出的七仙女舞蹈。高年级的大姐姐们手拿拂尘翩翩起舞，悦耳的黄梅调、优美的舞姿加上色彩艳丽的服装让我惊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好的节目。这次文艺演出的其它内容我早忘光了。唯独这个舞蹈，竟然半个世纪后还能真切地记得。

1957至1959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反映到我的小学生涯也有难忘的记忆。除了前面讲到的小学老师也有打成右派的，再就是1958年的大办钢铁。我们梅川小学也天天宣传要在全民大办钢铁中贡献一份力量。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某省某地某校（已记不得了）一个小学生，硬是用嘴在一个自己做的炉子上吹出了铁水。于是，全校师生人人动手，大大小小的所谓“炼铁炉”（有的象家中煨汤的炉子）做出来了。这些炉子和一般家用的煨汤炉子的区别就是，做炉子时，要掺杂一些称之为“三合土”的泥巴，再就是要比饭桌上的炉子高出一倍多。我在他人的帮助下也做了一个。用一块棋盘大小的板子托住，每天早上吃力地抱着它上学，下午放学又吃力地抱回家。至于这场闹剧是怎么在我们小学收场的，我已记不得了。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活动是1958年的大跃进，反映到学校的是军事化管理。每天中午吃饭时，在操场上一个班围成一圏。每个学生面前发一瓦缽蒸的米饭。上面已分好了一份菜。学生们全都蹲在地上，等听完校长训话后才开始吃饭。

1959年夏天，小学升初中的复习阶段，我们六二班班主任秦木相老师讲解了一个成语“栩栩如生”。这一年的升学试卷中正好有这道题，要求解释它并用其造句。该题分值好象还不低。那个时候没有义务教育小学直升初中这一说。结果，我们班升学率比其他班高出不少。秦老师也因此一跃成为先进人物。

到1959年毕业时，全镇只保留了梅川小学一所完小。这个时候，初小和完小的称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很快成了历史的记忆。“全日制”的提法还继续保留了好几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间，上十所初小先后撤销合并了呢？唯一合乎逻辑的猜想应当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解决大批失学儿童的上学问题，公办民办并举，及时成立一批初小。并且没有年龄限制，多大的孩子都可以入学。几年读下来，那些主要为了解决扫盲问题的大孩子，读完初小就不再继续往下唸了。因此，到了完小，学生也少了许多。梅川小学完全能够容纳全镇入学儿童的正常需求。所以，到我毕业时，只保留一所完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53年到1959年的小学时期，是我人生迈入知识殿堂的最初体验。这个时期的记忆符号真切而又单纯。除了上面那些经历外，还有象：1953年，第一台拖拉机到广济县，梅川镇的居民及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扶老携幼前来观看。人山人海，把镇西南边董家畈、戴家畈几个村子的菜园踏为平地；也是这一年斯大林逝世，举国哀悼。广济县的追悼会会场就设在一个名叫考棚的广场上。考棚的东头，搭有一个砖砌的戏台。所谓考棚，顾名思义，应该是明清时代皇帝选拔文官武将时，基层乡试会考的场所。现在成了县政府举行大型集会或剧团演出的地方。这些远去的故事，无不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最后，还得交待我的瘦小个子。小学六年级这一年，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棉袄，我一直穿到高中毕业。可见这段时期我不长个的“困难”状况。1965年进大学的第一年，每个月上的一堂体育课，站队时我都要超过一、两个人往前排。年底高中同学在武汉聚会时，考入华师的吴秉权同学（后来在省教委工作退休）说刚一见面几乎认不出我，因为这半年长得太快了。现在近1米7的个子，主要是在大学期间发育起来的。这也算是那个年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桩趣事吧？